特殊优先，构筑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伞
“构筑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伞，家庭监护是第一道防线，社会关爱必不可少，政府救助则有‘托底’性质。” 在3月9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、全国青联主席贺军科在《突出特殊优先保护，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》的发言中如是说。
贺军科委员说，当前我国有2.79亿未成年人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刻不容缓，他特别强调了特殊和优先保护的概念。
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
在大会发言中，贺军科委员指出，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出现了诸如监护制度不完备、法律体系待完善、综合治理尚未形成合力等状况，并由此提出了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，及时增补新的条文或作出修订；对规定不够具体的条款制定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并明确相应责罚，同时，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变“软法”为“硬法”等建议。
这一提议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附议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认为，变“软法”为“硬法”，正是目前法律法规完善的关键所在。
“关乎未成年人的两部法律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从立法的理念和法律结构以及其他相关的配套组织结构、组织方面的建设来说，都不是一个简单完善的问题，基本的立法理念和法律原则都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建构，要对之进行‘大修’。” 皮艺军说。
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青联常委、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冯巩认为，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，同时出现了一些恶性事件的情况下，对未成年人“突出特殊优先保护”的提法可谓恰逢其时。
“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已颁布实施20多年，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也都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、实施办法等配套性法规。但是该法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，在处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时很少运用。主要原因是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不清，一些规定无法落实，对违法行为也没有明确如何处罚。”冯巩对中国青年网记者说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同样认为，现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“宪法”，但这部法律对很多问题只有原则性的定义，缺乏明确的定性和定量，缺乏明确的惩戒措施，导致在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侵害的实际案例中缺乏可操作性。
“比如虐童案件，依据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却没法定罪，有时只能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等加以惩戒。因此，需要进一步完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通过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，确定违法的法律界定和处理细则，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。”彭长城代表提出建议。
在此基础上，明确学校义务，对学校建立一定追责机制、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、加大对犯罪的打击力度等都成为众多业内专家提及的话题。
健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
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，需要形成政府牵头、各部门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、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。在发言中，贺军科委员也提出，加快完善国家监护和救助体系，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救助方面的主体责任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未成年人社会保护、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等试点经验。建立未成年人社区保护网络，明确强制报告制度，完善临时监护程序，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临时照料，确保他们得到有效监护和及时的救助；加强监管治理部门的协调配合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。
作为一名关爱儿童项目专员，山东公益发起人，山东省关爱农民工子女项目专员宋娟在听完贺军科的发言后，感觉很兴奋。她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，贺军科委员的提议非常切合实际，她特别关注提案中提到的“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”。宋娟特别支持从中央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专项资金，设立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救助基金。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，支持共青团等人民团体，培育相关民间社会组织，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化的自护、心理、法律、社区矫正等服务。
宋娟说：“贺军科委员在发言时提出‘要依托学校、社区，动员社会爱心人士开展志愿结对，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关爱帮扶’。以后，我们会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帮扶这些孩子。”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认为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，需要用综合治理的思维来解决，需要家庭、学校、政府、社会各个方面来协同推进、共同努力。需要充分运用法律、行政、社会舆论和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手段综合解决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。
“在当前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，并正逐步向现代国家迈进的社会里，我们要依照政府主导、多元参与的方式，尊重地区差异，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既针对关爱不足，也针对城市家庭存在的过度关爱问题，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中国青年网记者说道。
合力构建留守儿童保护网
近年来，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凸显。有调查显示，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0多万，留守儿童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。
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“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、妇女、老人和‘空心村’问题”。贺军科委员在大会发言中也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，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出现的四个问题：监护环节出现空白。农村留守儿童、城乡间流动未成年人中处于缺管、失爱状况的数以百万计；非法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频发。拐卖、遗弃、虐待、伤害未成年人等恶性案件，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，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；监管力度不够，食品卫生、交通安全等公共事故屡屡发生，非法雇用童工现象在个别地方依然存在；对孤残、流浪儿童等困境未成年人的救助还没有实现全覆盖，城乡之间、地区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主持人周涛表示：“留守儿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，面临很多现实状况，比如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，导致教育经费的分配、教育资源的使用不平衡等。军科同志的发言表明这点正在逐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。”
周涛委员建议，要“强化一个意识”，“淡化一个意识”。要在留守儿童家长中展开相关的法制教育，使他们明白作为家长和监护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；淡化各个政府部门的边界意识。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涉及国家整体经济布局、区域经济发展、流动人口管理、户籍制度、教育教学经费的再分配等多个问题。
“如果各个部门固守责权边界，那么这个问题依旧会长期无解。因此，在国家层面统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同时，各个部门需要进一步强调公仆意识，淡化责权边界，形成会商机制，为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助力尽心。”周涛委员满怀期待。
作为一个带领全村致富的基层“村官”，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建议发挥各级党委、政府统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，形成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结合的保护网，全方位对留守儿童进行关爱、关护、关心。
“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去思考，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根本性的。要进一步扶持、支持农村发展，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，使得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在家门口就业，不用再远走他乡打工谋生。针对留守儿童产生的社会原因，从根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。” 裴春亮说。
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向记者展示他深入基层调研所拍的照片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青旅董事长张骏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认为，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，要注意两点：一是要理性地看待产生问题的原因。社会各界要更好地聚焦和传递正能量，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要加速推进户籍和学籍制度等改革，为留守儿童营造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。二是要客观地看待留守儿童中的隔代教育问题。要充分认识隔代教育的利与弊，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可以有计划地介入和开展相关工作，引导家庭建立父母和祖辈相互配合的‘新型隔代教育’，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发挥积极作用。